“過勞”頻發提示健康權益需要體制保障

【光明時評】

過去的一年，我們不斷經歷著關于“過勞”的靈魂拷問，從“996”到“打工人”，從“職場摸魚”到互聯網企業的“大小周”。就在近日，“某廠23歲員工加班后猝死”“某平臺43歲外賣員送餐時猝死”兩則消息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為什么過度加班在工作中屢禁不止？為什么我們活得越來越累？這成為公共討論的最新熱點話題。

對于“過勞”的討論，無法脫離現實的經濟背景而進行。過去10年間，互聯網潛能被迅速發掘，紅利井噴的同時，貧富不均的老問題日益顯著。一方面，疫情的沖擊疊加產業結構轉型的陣痛，在GDP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表現為勞動者為了獲得同樣的經濟回報，不約而同作出了增加勞動時間的選擇。另一方面，承受著住房、教育、醫療等壓力的“城一代”年輕人群，他們不得不懷揣夢想艱難前行。

從更為宏觀的背景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勞動力的投入，也使得在一些行業確實長期存在超時間工作的現象。將加班等同于敬業、將超時勞動視為艱苦奮斗的傳統思想，也在客觀上造成“過勞”問題雖然普遍存在，卻少有人提出異議。我國的勞動法明確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長不超過8小時。但部分情況下，這些法律條文缺乏有效的約束力。即使有企業違法，大多也僅被處以少量罰款，與加班帶來的價值相比，不值一提。

當然，“過勞”問題的存在還與過度競爭下勞動者的焦慮意識有關。可以說，“過勞”印刻著一代人成長的無奈。它因競爭而生，裹挾著拼搏和艱辛，即便是名校畢業的高才生，也不得不深受就業與成長焦慮的困擾，為了實現KPI（業績量化）而超時工作。“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一些高薪企業的驕傲姿態并不鮮見。而對那些奔波于大城市的底層打工者來說，由于工作的可替代性強，擔心丟失工作而不得已接受加班，也就顯得無可厚非了。

在如此“骨感”的現實下，人們害怕被取代、被落下，以至于不敢也不能退出。而那些即使敢于對過度加班說“不”的勞動者，也會發現，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足以兜底“托”住自己。長此以往，加班文化由氛圍變成了制度，由個別變成了普遍，同行壓力和自我焦慮也就框住了里面的每個人。加班文化就這樣成為“過勞”的幫兇。

“過勞”需要被看見、被正視，并得到更積極的應對。當我們談到“過勞”時，諷刺之處在于，有人會搬出“‘過勞’說明你還‘有的勞’”的論調，慶幸還沒被人工智能取代。在“保就業”和“好就業”的天平上，勞動者是焦慮的，既害怕被同類取代，又害怕被機器取代。于是，更多的問題出現了。工作本身的意義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工作與生活、社會生產與再生產，在未來是否還有邊界可言？勞動的尊嚴如何實現？除了“過勞”，我們還有別的可替代的勞動形態嗎？這里每一個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

一次次刺痛人心的“過勞死”事件，提醒我們要更加重視并建立圍繞個體生命健康發展的體制保障。要提升勞動者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也應讓他們保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踏實感；不僅要讓他們勞有所得、勞有所獲，也應讓勞動變得有尊嚴、有溫度。在“過勞”的熱烈討論背后，可以清晰地讀到一種探索的方向：如何能讓更多的人通過健康的奮斗也可以獲得安穩向上的生活。

（作者：孫萍，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